中国职业教育的百年盛衰

     中国职业教育的百年盛衰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早期的职业教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在民国时期，黄炎培及其所倡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借鉴欧美经验，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然而，由于其间历经的时局动荡和沧桑巨变，职业教育真正得到系统发展还是在建国以后。

      有关专家指出，中等职业教育曾经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文革”前的1965年，一个是1998年。1965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到60000多所，在校生达到500多万人。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绝大多数都停办了。“文革”结束后，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文，将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一些学校恢复了职教学习，鼓励各行业创办职业技校。截至1998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526万人，在校生规模1467万人，高中阶段教育中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的规模比例为6∶4，职业教育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峰。也正是从这一年，因为大学开始连续扩招，录取率在6年时间里翻了5倍。普通高中教育迅速升温，中等职教出现严重滑坡。从1999年开始，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分别从1998年的526万人、1467万人下滑到2001年的400万人、1165万人。4年不到，中职学校的在校生就少了300万。

      为制止职业教育“滑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2002年到2006年，政府在5年时间里开了3次职教会，出台政策扶持中职教育摆脱困境，重新回到了普教与职教“双轨”并行局面。2007年9月，教育部长周济宣布，中职学校今年录取学生将达到800万。这意味着教育部提前两年完成中职教育扩招任务，中等职业教育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

       职业教育投资面临空前有利的政策环境

      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其发展必然与政策的导向具有极强的相关性，而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及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重要场合的讲话均标志着此时正是投资者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最好时机。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发布，《决定》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

      随后，教育部有关人士指出，今后至少有一半初中毕业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同时高中升入大学，其中也要有一半左右的学生上高等职业院校，另一半左右上本科院校，这就意味着将来多数学生会通过中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就业岗位。

      温家宝总理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在万众瞩目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得到了着重的强调，报告中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教育的政策环境下，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大势所趋。但资金问题仍然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办学成本高与实际投资低的矛盾依旧严峻。尽管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为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障碍，‘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以及资助贫困家庭学生。”但职业教育在实训场所、教学设施、操作设备、教师培养、学生实训中均存在较大支出。有学者预测，未来5年仅中职教育年均需要增加仪器设备投入32亿元，而十一五期间投入的100亿元，要分别用于实施国家技能性人才培养、农村劳动力转移县以及就业再培训等几项工程，资金问题依然严峻，特别是在地方财政资金相对紧张的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仅仅靠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多渠道，积极引入社会资金，缓解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资金问题。

      基于这一现实，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将资金投入到职业教育发展当中：

      辽宁省财政厅等5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职业教育的捐赠，比照向农村义务教育捐赠的有关规定，准予在缴纳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此外，对职业院校（大专以上，含大专）服务于各行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承包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支付实习学生的报酬，允许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列支，并在计算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基数中扣除。对职业学校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学校后勤设施建设，学校后勤实体及社会企业为学校兴建的学生生活设施，在用地、税费方面，享受教育基建优惠政策。

      湖北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捐资、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公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职业学校用于教学和师生生活的征地、基本建设，免征水电增容、商业网点、城市维护等配套费。

      江苏省苏州市发布文件，鼓励和支持公办职业院校吸引民间资本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苏州市政府表示，各级政府要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办好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同时，制订相应政策措施，充分调动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公办职业院校吸引民间资本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允许学校对其整体或部分实行股份制改造，形成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技工荒”催生职教投资热潮

　　如果说国家的大力扶持政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那么作为用人单位的诸多企业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的日益增长则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企业对技术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熟练掌握高精尖设备操作技术、具有技术革新和创造力的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几年普通高校虽然连年扩招，但因为我国高校偏重的是高层次学历教育，培养的重点是研究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对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而既有的技能培养专业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师资出发，而不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偏重理论，缺乏应用性，导致大学生很难学以致用，人才供给与需求出现偏差。

　　在此状况下，2004年以来，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技工荒”，各地劳工缺口达劳工总数的10%左右。其中“技工荒”的表现尤为严重。2006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制造业基地对技术劳工需求达52万，而供给仅有18万，高级技工尤为稀缺。

　　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显示，广东用工需求旺盛，1名求职者平均可选择1.58个岗位，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广东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仍未根本缓解，“技工荒”依旧。

　　据统计，浙江省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现有职工1300多万人，具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仅约300万人，其中中级工占30%，高级工以上占10%左右，“技工荒”已日渐成为浙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制约“瓶颈”。

　　向来被认为是劳动力大省的江西省同样受到“技工荒”侵袭，据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不完全统计预测，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9月，全省园区企业中共缺工19.7万人，预计全省工业企业缺工人数将近30万人。

　　在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技工荒”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产生了通过投资职业教育将校企合作向纵深推进的想法。

　　在中资教育研究所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项目洽谈会”上，浙江省知名企业，亚洲最大的铝轮生产商——中国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吴艺表示，万丰奥特有个“ 135人才计划”：假如你要创造100亿的销售收入，就需要1万名员工，其中有1000个骨干——包括100多名专家型人才，300多名专业型人才，500多名高级技工。以上三种类型的人才都很缺，不过目前来说，最紧缺的是500名高级技工，因为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职业学校培养这样的人才。

　　在此形势下，万丰奥特集团跟新昌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在签定协议的基础上，开办了3个班，与数控技术应用相关，实行“订单式”培养，学生毕业后直接到万丰奥特上班。这种小试牛刀的投资目前只有几百万元，但效果却比较显著。像万丰奥特这样缺少技工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

　　国内第二大荧光屏（ＶＦＤ）宁波华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同样面临技工荒的严峻考验，该企业人力资源的负责人指出，宁波华联的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对技工的要求也不算高，“我们每年只要招200多个技工。往年还能勉强找到，今年下半年根本招不满。”宁波华联通过中介也找了一些民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有的也招不到学生。“所以我们想通过民投会找学校合作，资金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关键是看能不能招到技工。”

　　在民营企业投身职业教育的时候，部分嗅觉灵敏的外资企业也不甘落后，2007年，“拜耳实训基地”在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正式落成，拜耳公司为这一项目投入了100万欧元。这一基地将为学生提供设施先进的实训场所。由企业为其获得的人才“买单”。两年前，上海石化工业学校和德国拜耳(中国)有限公司经过长达15个月的洽谈，签署了为期10年的合作办学协议，开了企业“买单”的先河。根据协议，首批实施两个项目：除了建立“拜耳实训基地”外，还专门设立“拜耳班”，为拜耳在上海化学工业区的生产企业培养操作技术人员。如今首届36名学员已完成位于漕泾的上海化学工业园区内拜耳一体化基地的实习，今年7月即将毕业。

　　企业因这些付出所得的“实惠”是可以预见的，他们既可以通过投资合作，获得企业的需要的技术人才，又可以实现自身资本的增值保值。而这种投资行为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样是难以估量的。

　　风险投资热逐民办教育

　　自2006年开始，除了因解决用工问题的本土制造企业外，又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职业教育，这就是被人们称作VC的风险投资商。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VC主要关注的是高新科技产业。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互联网神话浪潮中，网易、搜狐、百度、阿里巴巴这些行业的巨人的成长，无不伴随着风险投资的印迹。然而，在2006年，随着中国教育行业的领头羊新东方一举登陆美国主板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众多境内外的风险投资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教育市场。在学历教育方面，由于政府监管的力度较大，具有难以掌控的政策风险，而且资本退出机制尚不完备，使得职业教育成为众多VC关注的焦点，在2006年披露的教育行业融资企业中，近半数从事的是职业培训，而截至2007年10月31日，仅IT职业培训市场披露投资案例达9起，5家IT职业教育企业获得7300万美元投资，占获投教育企业总数的20.0％，占中国教育产业融资总额的20.5％。

　　2006年11月，新东方旗下专注做IT培训的职业教育中心引入美国著名风险投资机构DCM以及DT Capital千万美元的投资，新东方的股份稀释到20%。职业教育中心也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拆分出来，形成独立运营的东方标准，专业从事 IT人才综合技能培训、职业技能测评、人才中介和人才派遣服务。东方标准与风险资本的牵手再次在资本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

　　2007年7月，在参加“首期中资教育投融资学术沙龙”时，来自国内知名风险投资企业——戈壁合伙人的徐晨指出：“职业教育应该由当前的简单技能培训向以用人市场为导向的职业能力培训转变，风险投资介入职业教育，用人企业也要有更多的参与性，才能在学生、职业学校、用工企业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职业教育是私募基金投资的理想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风险投资对中国教育市场的了解日益深入，除了具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连锁职业培训机构外，部分风险投资商开始对各地职业教育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有VC开始探讨将各个地方不同类型的专业技术学校整合成为统一的品牌，形成统一的质量标准和市场营销的手段的可行性。而一些锐意进取的地方政府在与风险投资商进行充分的沟通后，也开始考虑在职教园区、职教中心及实训基地的建设中，通过与市场充分接轨的运行模式的设定，将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吸纳到本地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而这些来自各方的积极探索也使得职业教育的投资模式越来越多元化，为职业教育的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